在石油公司当翻译，比想象中复杂很多，原因是石油公司的业务遍及各种范畴，举凡化工、农药、机械、天然气等各种产品，都一一涉及。这对于没有科学背景的文科生如我，翻译起来当然是困难重重了。全香港第一本推销石油气（当年叫作丁烷气）的小册子，就是我在挑灯夜战、叫苦连天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翻译出来的。

一年后出国求学，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两年后学成返港，进入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下文简称“中大”）执教。我原本隶属宗教知识及哲学学系，不料数年之后中大成立翻译系，经校方议决，奉召出任这崭新学系的始创教员之一。从此因缘际会，就毅然踏上漫漫译道，竭力向前，不敢稍歇了。

回顾平生，一直浸淫在学术圈子里，对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涉猎不多，譬如，我自小不擅运动，连普通体育项目都不精，更别说上天下水了。因为翻译，我才体会到飞行员跳伞降落的精准与决断。翻译如跳伞，落笔时，面对艰涩难明的原文，要拿捏分寸，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恰似飞行中前有大海，后有高山，要选择山海之中的绿茵，及时纵身一跳，才能安全落地。翻译又好比潜水，原文在前，先得果敢投入，在碧海深处遨游探索，极目四顾，悉心体验，待寻得宝物，又需及时抽身，浮游而上，以免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翻译也因此让译者体会到我国古语“探骊得珠”的真谛，原来要得千金之珠，必涉探骊之险，潜泳者需奋不顾身，跃入深渊，方能战胜危难，得珠而返。这就是翻译时必须悉力以赴、吃透原文的道理。

坊间一向以为，翻译就如戴着镣铐跳舞。虽然锁链缠身，沉重无比，但是舞者必须举重若轻，翩翩起舞；即使做不到衣袂飘飘、舞态生风，也得手足灵动、婀娜多姿吧！换言之，译者虽然受到原文的牵制，却必须尝试摆脱桎梏、破茧而出，尽量使译文达至神形兼备的效果。

翻译更需要的是无比的耐力和决心。中学时不喜家政课，由于缺乏耐性，最讨厌编织刺绣，那磨人的玩意儿，思之令人生畏。每到学期末要交作业时，都是央求妈妈代劳，还生怕她做得太巧，要她马虎下手，搪塞过去的。谁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亲手翻译时，那一字一句的琢磨斟酌，译了又改，改了再译，比起缝纫刺绣时，一针一线精工出细活，甚至缝了又拆、拆了再缝的功夫，实在不遑多让！

回首往昔，在译道上跋涉多年，由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开风气之先，正式成立翻译系（是为海内外第一个以“翻译”命名的学系）开始，迄今超越半个世纪。一路走来，涉过羊肠径、独木桥；再抬头，却瞧见了繁花地、艳阳天。换言之，当年狭窄曲折的乡间小路，如今已经车水马龙，发展成为康庄大道了。我虽不才，却身历其境，休戚与共。承蒙翻译名家单德兴教授在2015年跟我做过一次专访，并以《三文、五语、六地、七书——金圣华教授的翻译因缘》为题，总结了我的翻译历程，称之为“六译并进”，即“做翻译、论翻译、评翻译、教翻译、改翻译、推广翻译”（单德兴，2016：192）的全面展示。以下，试从这六个方面，谈谈我历时数十载的翻译生涯。由于篇幅所限，我将主要聚焦在“做翻译”这方面的体会。

身为译者，最要紧的当然就是涉足译坛的实战经验。历来翻译的作品，字数不算多，然而跨度大，时日久；对于翻译的投入，自省亦孜孜不倦，迄今未辍。曾经翻译过的文类，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书信、文评及戏剧等，兹从对于个人影响最深的一些作品说起。

1973年，当时我正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大翻译系执教，李如桐先生来函，邀我翻译一本中短篇小说——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这部小说由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克勒丝（Carson McCullers）于1951年发表，内容涉及美国南部荒凉小镇上，一段发生在“女汉子”、浪子、驼子之间的三角畸恋，读来荒诞不经，匪夷所思。1974年初，正值教书生涯中第一次公休长假，我便远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作系进修，顺便开始着手翻译。由于这次任务是应邀从事，并非自选题材，因此，操作中译者与原作的关系，纵使不算“盲婚哑嫁”，但也迹近“相亲撮合”了。这种关系，要朝夕相对，日夜厮磨，并非易事。翻译此书，由最初的热切，到中期的失落、随后的体悟，至终局的和解，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恰似在温哥华遍尝由寒冬到初春，从雨雪、阴冷、孤寂、寥落至春暖、花开、抖擞、奋进的不同阶段。当年由于初涉译林，未及细读就接下任务，还以为自己即将翻译的是一本悱恻缠绵的爱情小说，书中不乏荡气回肠的经典片段。谁知一开始译，发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原作者的着墨点跟我的预期截然不同，麦克勒丝以儿童般的敏锐，直观人性的阴暗，揭露爱情的荒诞，下笔坦率直接，毫不留情。因此，如何以快速的节奏、锐利的笔触，重现原作中复杂的感情纠葛和灵活的动作场面，就成为极考验功夫的挑战。在苦苦挣扎的几个月中，一方面，所幸结识了创作系的布迈恪（Michael Bullock）教授，他是著名的诗人兼翻译家，我从他主持的翻译工作坊中获益良多；另一方面，也在大学收藏丰富的图书馆中，遍读余光中的散文集，从中学习，汲取灵感。因此，在冬去春来之际，翻译工作终于曙光呈现，渐入佳境了。返回香港时，初稿已经完成，承蒙当时在中大翻译中心主持业务的高克毅（笔名乔志高）为我审稿，除了悉心指点之外，还为我出谋献策，建议译名。高先生是中英文俱佳的高手，在译坛一向负有“活百科字典”的美名，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深知原作书名中的“café”一词，与中文的“咖啡馆”大有出入，“café”其实描述的是一家荒凉小镇上的小酒馆，至于“ballad”一词此处并非民谣之意，而是指涉三位主角之间令人惋惜的悲剧，即一阕哀曲，因此，书名应翻译为《小酒馆的悲歌》。译文于1975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是为该书最早的中译版本（内地李文俊翻译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则收编在《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中，于197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翻译成中文后，并未一纸风行，然而谁会想到这样一本翻译小说，竟然穿越时空，在日后牵起了种种奇妙的因缘，从而使文海波涛起伏、文林繁花盛放呢？李文俊翻译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出版后不久，影响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使他兴起了文学创作的欲望，他就是日后闻名遐迩的作家苏童。至于《小酒馆的悲歌》所产生的效果，就更加曲折离奇了。话说当年我的翻译出版后，就如坊间不少其他译作一般，迅即没入书海书林。原以为从此销声匿迹，踪影难寻了，谁知道某一天，一位爱好读书的朋友无意间走入一家隐世的楼上书店，不经意翻阅一本书架上尘封的译著，这一看，就深深地受到触动，从此对译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多年后，茫茫人海中，这位名叫乐乐的朋友和译者竟然在《华侨日报》的副刊上，成为比邻而列的专栏作者。出于好奇，乐乐在专栏上殷殷垂询，邻座作者与《小酒馆的悲歌》译者是否为同一人？专栏上两位远隔重洋的笔友就此结交，开始互通信息了。有一天，乐乐来电说有事相求，原来她有个好学不倦的友人，想找位学者聊聊中英书籍，谈论一下有关文学与翻译的事。虽然我当时工作十分忙碌，但是一听到这位友人是谁，就难以拒绝——这就是我跟林青霞结缘的开端！从此，两个不同圈子的人，居然因为一部翻译小说兜兜转转的牵引，一见如故，迄今相知相交二十余载。多年来，我眼看着她跨界转身，由一个家中无字的素人，蜕变为一位无书不欢的作家，一步一脚印，其间的努力与付出，令人动容。我目睹了这些过程，参与其事，并在拙著《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中，详细罗列，此处不赘。回首往昔，假如没有《小酒馆的悲歌》，我不会认识乐乐；没有她的引介，我不会结识青霞，从而促使这位影艺界的天王巨星，如今欣然迈进文化学术圈。由此可见，一部文学作品穿过山、越过海，远涉异国，一经翻译出版，影响深远，激发了世上多少韵事、几许善缘！翻译的力量可真是润物无声，无远弗届啊！

我还翻译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长篇小说《海隅逐客》（An Outcastof the Islands）。康拉德原籍波兰，却以英文创作，成为英国文坛闪耀夺目的名家。《海隅逐客》是他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白人威廉斯因行为失德，给放逐到天涯海角，在荒岛上邂逅阿拉伯女郎爱伊莎而展开一段孽缘的故事。康拉德的行文，风格华丽、词汇丰富，喜用长句和排比句，其描绘事态背景和情景交融的片段尤见功力。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暑假，趁着稍有空闲，决定全神贯注地翻译这部长达20万字的小说。那时，我每天黎明即起，趁路上车少人稀，以有限的驾驶技术，从港岛的居所，穿越两个隧道，清晨七时三刻就到达位于新界的中大，在办公室中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浑忘时间、浑忘一切，一心沉浸在原著错综复杂的句法中，抽丝剥茧，逐字细究，时因晦涩难明而沮丧，时因解开纠结而狂喜！记得余光中当年翻译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梵谷传》（Lust for Life: The Story of Vincent van Gogh）时，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那是他多病心乱的时期，原以为接下翻译的任务，会不胜负担，谁知道几个月下来，“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投入了梵谷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忧”，他更说，“书译好了......梵谷疯了，自杀了，译者得救了”。（斯通，1995：15-16）原来，他是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力来翻译的。当年初出茅庐的我，虽然才疏学浅，但基于对翻译的执着与尊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记得有一次，原著叙述一片雨云，如何成形、如何变厚、如何飘移、如何演变、如何形成暴雨，那详尽的描绘，层次分明，淋漓尽致，我足足搏斗了一整天，才勉强完成。小说中很多片段优美得如诗如画，译者必须再现原文的神髓，引使读者产生类似阅读原著的美感体验，才算尽了翻译的能事。翻译家罗新璋提出的“译事三非”说得好：“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金圣华，1995：50）这就是一位认真严谨的译者必须督促自己遵行的守则。

跟好友布迈恪教授结识后，我得益匪浅，一则学习了“翻译工作坊”的精髓，并加以改良，使其成为日后中大翻译系研究生的必修科目；二则应邀连续翻译了他的三本得意杰作，即《石与影》（Stone and Shadow）（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黑娃的故事》（The Story of Noire）（译林出版社，1996）、《彩梦世界》（Colours: Poems and Drawings）（商务印书馆，2008）。三部作品中，《石与影》与《彩梦世界》是诗集，《黑娃的故事》则是中篇小说。译诗及译文，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技法。布迈恪的诗，文字优美，言简意赅，原文的一个词，翻译成中文，往往可以演化成十几个相似而又不同的含义。这个词，要妥帖恰当地放置在译文的前言后语中，的确煞费功夫，而诗集是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刊印的，要格式融洽无间，意思恰到好处，行文精练妥当，既准确又不失诗意，实在是难上加难。两本诗集中，又以《彩梦世界》更具特色。这本诗集别树一帜，以缤纷多彩的颜色为主题，字里行间，光影闪烁，虚实交错，充满了回忆与追思、憧憬与前瞻。诗人笔下的色彩，如梦如幻，可歌可泣，各有个性，跟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颜色相异，处理方式也迥然不同。因此翻译时，一方面，不能强行归化，使之成为不中不西的怪胎；另一方面，又不能佶屈聱牙，洋味十足，令人难以卒读。

至于翻译《黑娃的故事》，那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这本书另辟蹊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半自传体的爱情故事，奇谲诡异，激情澎湃。内容涉及相爱相恋、互虐互残、分手重逢、消殒复活、失落寻觅等跌宕起伏的情节，时而令人诧异，时而令人唏嘘！尽管看似匪夷所思、天马行空，然而作者的行文却优美动人，如诗如歌，而原文中采用的意象更是精妙绝伦、发人深省。譬如，作者与黑娃久别重逢，旧情复炽，二人共度一宵，力图捕捉已逝的往事，而往事如巨型蝴蝶飞行在二人之间，漫漫长夜，谁也不敢去触碰，直至清晨来临，眼望着蝴蝶在晨光熹微中破窗飞去，唯有黯然神伤。接着，作者写道：“我们起了身，颓丧地坐着彼此对望，黑色的念头从我们眼中溢出，伸到天花板上，在那儿形成一团黑云，越积越厚。”这团黑云，逐渐充斥了房中每一寸空间，令人窒息。作者以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推陈出新，描绘“爱已逝、情何堪”的无奈与哀伤，比起传统的直白叙述，更胜一筹。因此，译者翻译时，更应该苦心经营，将原作者看似“不经意”实则环环相扣的写作方式，层层推进，如实还原，既不能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又不能过分诠释、斧凿尽现。

翻译傅雷的书信，应该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珍惜的经验。1979年，趁着公休假远赴巴黎进修，当年是以法国文学泰斗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以及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情况为研究主题，在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1980年大年初一，经傅雷故友宋淇介绍，我穿越英法海峡，到伦敦去拜访傅雷哲嗣傅聪。当时恰逢傅雷次子傅敏也自北京来英探亲，于是就跟傅氏昆仲结识相交，展开了长达四十载的友谊。傅宅是座三层的楼房，那时候正在装修，院中铺满水泥，屋里布满杂物，难得的是兄弟二人完全不嫌叨扰，热情款待，不但悉心回答我一切有关傅雷的问题，更找出许多傅雷翻译的宝贵资料，如手稿、稀有版本等，慷慨相借，使我当年的研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1983年，我如愿完成博士论文，是为日后国内外傅雷翻译研究的先声。

经傅聪、傅敏委托，我前后翻译过三批重要的傅雷书信，共计52封，包括傅雷致傅聪及当年的儿媳弥拉的英文家书17封、法文家书6封（收编在《傅雷家书》1984年版中）；傅雷1954年至1962年致傅聪波兰籍钢琴老师兹比格涅夫·杰维茨基（ZbigniewDrzewiecki）的法文函件14封（收编在《傅雷文集》1998年版中）；傅雷1961年至1966年致傅聪岳父母（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夫妇）法文信件15封（2000年发表于《收获》期刊）。这三批函件，虽然都由傅雷撰写，但由于收信人的身份不同，与致信者的关系也不同，因此，内容和风格都大有出入，加以傅雷本身乃最为严谨认真的翻译大家，“傅译”脍炙人口，影响深远，“译傅”则是令人战战兢兢，需要全力以赴的另一回事了。

这三批信件，根据情况，翻译时运用的文体是各有特色的。翻译第一批信件，首先得通读《傅雷家书》里的全部中文信件，揣摩傅雷的风格语气、遣词造句；其次，要厘清信件中所涉事务的来龙去脉，避免误差；再次，要顾及他面对外国儿媳时既要教诲指点又得婉转措辞的口吻，因此前后花费了不少功夫，基本上采用了白话文的形式。所幸翻译完毕之后，译文获得了傅氏昆仲的认可，傅聪更兴冲冲地表示，读起来几乎分不清哪些是原信，哪些是译文。这确是我翻译生涯中受到的最大鼓励和肯定。翻译第二批信件，由于致函对象是傅聪的业师杰维茨基，语气当然需谦恭有礼、谨慎周到，加以不少内容涉及傅聪在波兰学琴生涯中的细节、有关乐曲的详情等，因此必须按书函日期跟《傅雷家书》对照参详，方能彼此呼应。此外，按照行文惯例，法文函件结尾的问候语有别于英语，往往华丽冗长，十分讲究，翻译起来也得煞费苦心。整批信牍的文体，最适合借鉴的就是傅雷致忘年交黄宾虹的函件，行文典雅端庄，礼仪周全。初稿完成后，我在赴欧途中随身携带，以便润色修订，不料飞行中突遭强烈气流，飞机颠簸不已，此时九霄惊魂、生死未卜，心中系念的竟是万一不幸失事，那尚未成形、粗糙欠佳的翻译初稿散落人间，岂非黯然失真、愧对原著？这批信件的翻译历时数月，终于完成，率先发表于1998年6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读书》期刊上。傅聪看了说：“啊！原来你还会文言文哪？”一句坦率童真的感言，将译者翻译时字斟句酌的辛劳一扫而空。第三批信件的来历，是1999年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与世长辞，遗孀狄阿娜夫人将十多封当年傅雷写给亲家的书信交还傅聪，傅氏兄弟便顺理成章地邀我翻译。这批信件跟前两批的性质又极不相同，原因是其内容层次多变，既涉及两个伟大心灵探讨文学、音乐、艺术及人生哲学的大道理，又包含两位亲家闲聊小儿女日常生活的身边琐事，所以必须采用时文时白的语气，才能涵盖一切。初稿完成后，我将其交给傅聪审阅，性情率真的他对那文白相间的体裁，直截了当地评说：“又不文，又不白，怪怪的！”于是译者参详了傅雷致友人刘抗等的书信，悉心揣摩，九易其稿，取得文白相糅的平衡，才完成任务。总而言之，翻译傅雷三批共50余封书信，恰似巴黎卢浮宫中，习画者潜心临摹大师杰作一般，用墨深浅、敷色浓淡，一笔一画都得小心翼翼，不可造次，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验。

近年从事的英国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英文诗剧《赵氏孤儿》（The Orphan of Zhao）中译，是一种崭新的尝试。2019年，上海著名导演徐俊来港，在一个饭局上，提到自己一向的心愿是把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用全新的视角、现代的表现手法，以音乐剧的方式，重新呈现在观众面前。多年来寻寻觅觅，终于在芬顿撰写的英文诗剧《赵氏孤儿》中喜见契机，因此，他购下版权，郑重邀约我为此剧执笔中译。正如余光中（1996：19）所说，如要翻译剧本，一个称职的译者必须在台词方面特别讲究，下足功夫，令每字每词都能使“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这样才会引起共鸣。为了慎重其事，不负所托，我邀请台北的彭镜禧教授合作翻译。彭教授是翻译及专攻莎士比亚戏剧的知名学者，由他拔刀相助担任翻译伙伴，必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在2019年暑假合作无间，不消几个月功夫，就把全剧顺利翻完了。在翻译的过程中，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由于原材料取自中文而用英文撰写，再要如实译回中文，这一来一往，不是单向的转换和移植，而是双向的协调和磨合。换言之，译者所走的是一条文化交流的双程路，因此，在共识、定调、还原的步骤中，涉及许多特殊的技巧与诀窍，而两位译者如何分工合作，互补长短，就成为一个极佳的翻译案例了。翻译完毕后，音乐剧《赵氏孤儿》于2021年5月27日在上海盛大公演。

身为译道上长途跋涉的征人，除了做翻译，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教翻译。自中大翻译系于1972年成立起，至2022年止，前后跨越五十载，我在翻译教学的岗位上，从未懈怠，教授过的主要科目包括翻译概论、文学翻译、翻译工作坊等，其中尤以翻译工作坊最有成效。当年中大设立翻译系，开风气之先，半个世纪以来，全国翻译系已经遍地开花、蔚然成风，而我担任中大翻译系系主任期间，翻译系招收新生的成绩冠绝全校，比热门的医科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翻译的学术地位因而大大提高。多年来，翻译系所教学生满天下，不少已经成才，分别在香港各大专院校翻译系出任教职，为培植下一代人才贡献力量。

论翻译的时期更长，超越半个世纪，迄今未歇，完成有关翻译的论著十余种，包括翻译本质、翻译原则、翻译技巧、翻译实践、翻译名家谈、傅雷研究、外文中译探讨等多方面。其中，1983年我在巴黎索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傅雷的翻译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应是开创傅译巴尔扎克研究的先河之作。2018年，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纪念傅雷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时，法国勒阿弗尔诺曼底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巴尔扎克与中国研究专家白纯相（Véronique Bui）曾在会上亲证，她的研究乃受到本人博士论文的启发。我编撰的翻译论著中，《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收编了不少翻译名家论翻译的名篇，包括杨宪益的《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这是杨老累积数十载翻译经验，应我力邀而撰写的封笔之作，弥足珍贵。还有高克毅的《〈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是作者为了我们这本翻译论集而特别撰写的文章。《大亨小传》是脍炙人口的名译，出版后广受好评，然而译者直到25年后，经我热诚邀稿，才把翻译的前因后果书之成文，因此特别值得珍惜。一般人以为译者论译，只是夫子自道的经验谈而已，不及理论家的缜密周全，殊不知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并非一左一右，隔岸相望，互相敌对，而是应该如泛舟河上，中流相遇，从而达到浑然相忘、融洽和谐的境界。

从事翻译教学五十载，修改过的学生作业不计其数，其中尤以翻译工作坊最为投入，所获心得，收编于《齐向译道行》一书。此书出版于2011年，2023年徇读者要求再版，内容乃根据翻译硕士生实际上课情况撰写，对于国内外众多翻译学子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改翻译的活动，还涉及两项特殊的经验：其一，应邀成为香港双语法例咨询委员会（BLAC）委员；其二，应邀出任英汉双解词典审订人。香港双语立法乃史无前例的庞大工程，自1988年至1997年，前后历时十年。香港现行条例31卷，公共条例523条，总共约两万页法律条文，委员需逐条审阅，并对中文法例的翻译提出修改建议。此项工程的完成，对于香港回归后双语立法的推行功不可没，本人能亲历其境，全程参与，的确是难得的机遇。至于审订英汉双解词典，则是为词典中文释义把关，我曾应邀为《牛津进阶英汉双解词典》（第3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第6版、第7版）审阅译稿及撰写序言，因而与翻译名家如余光中、陆谷孙等共事，深感荣幸。2016年，我为《韦氏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撰写序言。双语词典的翻译，比起一般翻译，尤应严谨，正如余光中（2014：270）所言，“翻译教师若竟染上冗赘与生硬之病，那真像刑警贩毒，危害倍增”。而双语词典的翻译，如果不确、有误，则更贻害无穷了。因此，此项改翻译的任务，责任也就特别重大，不可不慎。

评翻译的任务，就历来教书的工作而言，则无日无之，长年累月在进行中，因为翻译工作坊的要旨，就是根据学生呈交的课业，在课堂上即时做出评论；至于严格意义上的评翻译，除了许多学界的翻译比赛，我也先后出任过台湾“梁实秋翻译大师奖”及香港中文大学“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文学翻译组等的终审评判，与翻译名家如余光中、杨宪益、高克毅、陆谷孙、彭镜禧、单德兴等，共同为翻译事业努力。

推广翻译是毕生的志业，早年，我与香港翻译学会执委会成员应邀访问各地翻译界，于1985年至1986年，有幸结识钱锺书、杨绛、杨宪益、戴乃迭、叶君健、叶水夫、卞之琳、草婴、罗新璋，以及林文月等译坛名宿，感受到这些先贤对翻译的重视与执着，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毕生经营而不曾稍怠的精神，令人感佩！于是，就在自己先后身居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系主任及香港翻译学会三任会长的岗位上，尽力发挥作用，推广翻译，如主持国际翻译研讨会、遍邀海内外名家访问交流、创设“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文学翻译组并出任终审评判等。1990年至1991年，我为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庆举办十项大型活动，包括邀请傅聪来港义演、筹募“傅雷翻译基金”、出版《傅雷与他的世界》（是为傅雷研究的发轫之作）等。此外，更推动设立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项“翻译奖学金”，以鼓励各大专院校攻读翻译的莘莘学子，迄今已届33年。多年来，曾撰写翻译论文及有关文章数百篇，出版翻译论著及翻译作品数十册；在海内外出席翻译论坛及讲座，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成都、乐山、福州、厦门、台北、高雄、台南、巴黎、首尔、多伦多等地，不断以提高翻译人员地位及宣扬翻译的重要性为己任。

世上的语言成百上千，我们不可能一一精通。试想一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文化的交流、知识的传播、精神的拓展、思想境界的提高，其中有多少都拜翻译所赐？每一部优良译作的产生，都是原作者与译者一次心灵上的邂逅、一趟精神上的奇遇，身为读者，深受其惠，得益匪浅，在坦然领受各类知识及欣赏世界文学瑰宝的时刻，岂能忘记译者长年累月在茕茕孤灯下苦心孤诣寻章摘句的辛劳与付出？

安徒生笔下有这样一则童话：海洋深处的人鱼公主，原本逍遥度日，一天，命运使她遇上了堕海遇溺的王子，为了拯救王子上岸，她尽心尽力，自甘摒弃一切。王子醒来，恰好见到邻国公主经过，误以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人鱼公主隐身在旁，黯然无语，化为泡沫，自此淹没于洪波碧涛间，不再为人记取。这凄美的故事，总是让我心有戚戚焉，使我想起，人鱼公主就像译者，默默竭尽全力最后却隐没不见。翻译是一桩艰辛的事业，吃力不讨好，一般读者只知道欣赏一部作品的优美，而体会不到译者为传达原著神髓而付出的斑斑心血。译者身负重任，必须具有使命感，才能虽苦犹甘，在迢迢译道上，锲而不舍地走下去。

“翻译乃大道”，季羡林和余光中宣称。“翻译——崇高的事业”，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如是说。

其实，翻译除了是大道，是崇高的事业，从广义来说，更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我曾经说过：翻译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把复杂的思绪诉诸文字，是翻译；把细腻的感情化为诗篇，是翻译；把无声的音符谱成乐章，是翻译；把缤纷的色彩绘成画作，也是翻译。

从今往后，我们是否应对那在知识汪洋畔、文化译道上，长年累月于朝晖斜阳中静静守护的人鱼公主，赋予应有的重视及致以虔诚的敬意？

作者简介

金圣华，翻译家，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及荣誉院士，香港翻译学会荣休会长兼荣誉会士，2024年荣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主要译作有《小酒馆的悲歌》《海隅逐客》《傅雷英法文家书中译》《彩梦世界》等10余种；专著及散文集有《齐向译道行》《译道无疆》《荣誉的造象》《人来人往》等20余种。